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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经济全文免费阅读第12章毛泽东与中国经济的根本变革和建设兴起

发布时间:2020/10/19 6:35:53热度: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经济》小说完结版是一本难得的剧情与文笔极佳的现言风格的小说,主要讲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保持粮食购销平衡,保障市场和物价的稳定,保证对城市人民的供应和支援工业建设。因此,陈云在广泛深...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经济

(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党中央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亲自编制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工作最早从1951年开始,通过全国工业普查,在土地改革中,初步掌握了农业情况,经过恢复国民经济的实践,逐步掌握了商业、财政、金融、文教卫生、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认真总结建国初期经济工作的经验,借鉴苏联的经验,先后编制计划草案5次。1955年3月,经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基本通过,党中央根据这次会议讨论提出的意见,又再作修改。1955年8月把修改后的计划草案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

根据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围绕着这些基本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以下各项具体任务:

(1)建立和扩建电力、煤矿、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

(2)建设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建设为农业服务的中小型工业。

(3)完成一五计划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任务,主要是依靠原有企业,同时也建设新工业。

(4)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联合中农,采取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推动农业生产的合作运动,以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形式来初步地改造小农经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技术改良,努力开垦荒地,注意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促进畜牧业和水产业的发展。

(5)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主要是铁路的建设,同时发展内河和海上运输,扩大公路、民航和邮电事业。

(6)对个体手工业、个体运输业、小商等,分别地用不同的合作形式逐步把他们组织起来。

(7)正确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地扩展公私合营的企业。

(8)保证市场稳定,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发展城乡和内外的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通;对生产增长赶不上需要增长的某些主要的工业农业产品,在努力增产的基础上逐步实施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9)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积极地为培养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人才。

(10)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扩大资金积累,保证国家建设。

(11)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12)继续加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互助和合作,促进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以下特点:

(1)优先发展重工业,注意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力求综合平衡。

党中央根据我国历史、经济和社会状况,强调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必须以重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重点,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要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的主要工程的完成。这个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实际的。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一五计划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27.4亿元中,其中工业部门为248.5亿元,占投资总额的58.2%。而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投资占88,8%,而制造消费资料的工业投资占11.2%。此外,在人才和物资方面,都首先保证了发展重工业的需要。

党中央在编制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力求保持综合平衡。陈云在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时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根据这样的指导我们在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力求工、农业之间,重,轻工业之间,保持了适当的比例。这五年中,始终保持了农、轻、重为序的正确比例关系,因而,国民经济能够协调地发展。同时,还注意到建设需同资金积累的相适应,要求每年做到财政收支平衡;注意地方计划与中央计划的相互配合,发挥地方同中央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处理好新建工业同合理地利用原有工业的关系;保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的平衡,兼顾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等等。这些都是处理得比较成功的。

(2)建设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要从实际出发,谨慎从事,量力而行。

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开始的。但是,党中央强调以科学态度从事计划工作,要使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十分注意深入了解情况,作周密的调查统计,逐步熟悉国民经济状况,力求使计划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可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数易其稿,反映了我们坚持边调查、边草拟、边修改、边编制的方法。这是体现了谨慎从事、量力而行的精神。在试编一五计划概要时,我们曾提出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平均每年递增20%,农业递增7%。后来经过反复测算,借鉴并接受了苏联的意见,最后确定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平均每年递增14.7%,农业递增4.3%。这是比较稳妥的、有把握完成的指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3)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我们党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个方针在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我们实行了这个方针,在积累资金和组织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万万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政府,才可能来这样做。”这样大量的建设投资资金来自哪里呢?主要是来自内部的积累。整个五年计划中,国家财政收入共达1357.9亿元,国外贷款为36.4亿元,仅占总数的2.17%。这个比例说明资金的积累主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实现内部积累资金主要有几个来源:(1)有计划提高国营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增加国营企业的收入,向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国营企业(包括商业)部分为914.6亿元,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69.4%;(2)资本主义工商业所获得的利润中,相当一部分要向国家交所得税;(3)在提高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民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和缴纳农业税,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吸收一部分资金。农民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金方面贡献是十分巨大的;(4)节约行政支出费用,勤俭办一切事业;(5)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从1954年到1957年,先后发行4次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发行额达27.5亿元,此外,还大力发展城乡储蓄事业,发动全国各族人民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在人才的配备和培养方面,也同样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主要依靠国内合理组织已有的各种专门技术人才;同时,加紧依靠各级学校进行培养,还特别重视选送工人、农民、解放军、干部到各类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工农预科等进行学习深造。此外,5年内先后选送出国留学生约1万人,还不断派出专业人员到国外实习。在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苏联给予了全面而系统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从选择厂址、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一直到新产品制造、供给新产品的技术资料,都给予多方面的帮助。

(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规模是宏伟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经过实践证明,这个计划规定的指标基本上是正确的,党和人民政府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成功的。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

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4年,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多数指标已接近了计划规定的任务。但是,“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这说明,在1953-195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既有正确的经验,也有错误的教训。

1953年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度计划。工农业总产值,从1952年的810亿元提高到1953年的960亿元,两年相比增长18.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较快,从1952年的349亿元提高到1953年的450亿元,两年相比增长28.9%。国营工业中34种主要产品,除麻袋、盐、面粉、糖4种因气候、原料等原因没有完成计划外,其他均超额完成。其中钢产量比上年增长31%,煤增长16%,发电量增长26%,棉纱增长13.5%。基本建设投资70.3亿元,比上年增长52%。1953年经济建设的重大项目共173项,工业建设限额以上的项目共107项,1953年建设完成开始投入生产的重大项目共有:鞍钢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第七、第八高炉、西安电站、郑州电站、丰满电站的第七、第八发电机、阜新海州露天矿(部分投入生产)及西北第二纺织厂等。农业方面,1953年自然灾害是建国后比较严重的1年,因此,农业没有达到原定计划,但总产值仍略有增长,从1952年的、461亿元提高到510亿元,两年相比增长10.6%。粮食比上年增长1.8%,棉花比上年下降9.9%。此外,交通运输方面,铁道新线铺轨589公里,铁道货运总量比1952年增长39.9%;客运总量比1952年增长36.8%。交通、邮电均超额完成了计划。商品零售额比1952年增长20%,其中国营商业增长56.6%。由此可见,这1年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总的来看是好的。

但是,正如邓小平在《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一九五二年的财政工作是有不少错误和缺点的。”1953年初“把上年结余,全部列入预算,并且作了当年的投资,这样编制预算的结果,不但使我们经常处于信贷资金不足和财政后备力量缺乏的状态,而且在某些方面的投资上,助长了脱离实际的盲目冒进的倾向。有些经过了二、三年削减,才接近实际。”具体来说,首先表现在基本建设投资过大,同上年财政收入的支付能力不平衡。1953年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为70.3亿元,比上年的46.7亿元增加24.3亿元,增长52%。而这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比上年增加39亿元,增长22%。这样的财力要支付超额的基建投资是不切实际的。在编制1953年财政预算时,把上年结余资金30亿元列为财政收入抵作当年的财政支出。上一年的财政结余存入银行,实际上已作为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使用。财政上在第二年安排的新的支出,就等于“一女二嫁”,这样的预算实际上是假平衡,真赤字。因为财政上动用了上年结余,打了赤字预算,因而使国家信贷和财政季度周转处于困难状态。以上问题,经1953年6月中央财经工作会上发现纠正,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大力开展增产节约,情况迅速扭转。实际执行的结果,上年结余不但没有动用,当年收支相抵,还结余2.8亿元,商业库存比上年也增加了38亿元。这就是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指出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的具体情况。由于及时发现,纠正措施得力,因而这次“小冒”基本上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1954年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一年,我国长江、淮河地区和河北省遭到特大洪水灾害,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略有增长,增长了9.4%。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7%。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均比上年有增长,其中钢增长26%,煤增长19%,电力增长20%,棉纱增长12%。基本建设投资84.3亿元,比上年增长20%。进行建设的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有411个,中央5个工业部已全部完工的主要工程有33项。规模巨大的鞍钢的薄板厂和六号高炉、沈阳风动工具厂、重庆电厂等重大建设项目已经开始投入生产。炼钢、炼铁、采煤、发电、机械等工业的设备能力和固定资产有了很大的增加。农业总产值略有增加,棉花生产遭到很大影响,大幅度减产,粮食、油料同上年产量接近。交通运输、邮电有很大的发展。开始和继续施工的新建铁路17条,其中1954年铺轨的有12条。新建和改建公路有20条。贯通祖国西南边疆的工程艰巨的康藏公路和藏青公路已经通车。1954年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约15%。其中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所占的比重增加到58%。1954年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其余款达16.1亿元。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1955年是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比较顺利的一年。农业生产获得了好收成。工业超额完成计划。工农业总产值,从1954年的1050亿元提高到1955年的1109亿元,两年相比增长5.6%。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6%,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4%。在本年的45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37种完成了或者超额完成了计划。同上年比较,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增长,煤增长17%,电力增长12%,钢增长28%,生铁增长23%。由于上年农业歉收,因此,1954年的棉纱减少14%,棉布减少16%。轻工业生产没有多大增长。基本建设投资为88.5亿元,比上年增长4.9%。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好转,粮食产量3679亿斤,比上年增长8.5%,棉花3038万担,比上年增长42.6%。其他经济作物如芝麻、甜菜、花生、油菜籽、烤烟、蚕茧、水果等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交通运输、邮电方面的建设也有较大的发展。全年财政收支平衡,还有节余18.3亿元。国内贸易因上年水灾影响,全国社会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只增加3%。

1956年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一度出现了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倾向,由于及时纠正,减少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应当肯定,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工农业总产值,从1955年的1109亿元提高到1956年的1252亿元,两年相比增长13%。工业总产值,从1955年的534亿元提高到1956年的642亿元,两年相比增长20%。农业总产值,从1955年的575亿元提高到1956年的610亿元,两年相比增长6%。在46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有22种,没有完成的有24种。生铁、钢、钢材、纯碱、烧碱、水泥等27种产品产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一五”计划的1957年的指标。基本建设投资为139.6亿元,比上年增加58%,约占五年计划规定投资总额的1/3左右。1956年开始施工和继续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共625个,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6年施工的建设单位增加135个,其中有89个全部竣工或投入生产,主要有: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电缆厂、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北京电子管厂、西北国棉四厂等。农业总产值尽管比上年略有提高,但没有完成年度计划。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4.9%,棉花则减少9.6%。粮食产量达到了“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水利建设也超额完成“一五”计划所规定的任务。此外,交通运输、邮电、商业、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

应该指出,1956年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出现了齐头并进急于求成的倾向,基本建设规模定得过大,造成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主要表现在:(1)基本建设投资同上年的财政收入的支付能力相差太远。1956年初,基建投资的预算曾高达147-200亿元左右。后经发现,一再压缩,最后实际为139.6亿元。这个投资额比上年增长为58%,而同期财政收入只比上年增长5.7%。这就势必造成资金供应的紧张。基本建设除了追加投资外,同时还不断追加项目。1955年2月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会议决定,将“一五”计划期间的限额以上基建项目由原定的694个追加到745个,5年内建成的由455个追加到477个。1956年6月,又把建成项目增加到800多个。这样的盲目追加任务,没有正确估计到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基建投资增长速度。1956年基建投资比上年增长58%,而同期生产资料生产只增长40%。所以,引起了钢材、木材和若干机械设备供应的紧张情况,出现了停工、窝工的现象。(2)职工和工资增加过快。1956年计划新增加职工84万人,但执行结果增加了515万人,大大超过原定计划,工资总额由于全民所有制职工猛增而相应大大增长,这一年,工资总额包括调整工资在内达到137亿元,比上年增加37亿元。(3)农业贷款过多,1956年计划增加农业贷款19.3亿元,1956年还对手工业、公私合营企业货款达9.4亿元。(4)市场供应紧张,商业库存减少。1956年国家商业库存246亿元,比1955年减少17.2亿元。(5)财政收支不平衡,1956年总收入为287.4亿元,总支出为305.7亿元,出现赤字18.3亿元。(6)农业生产贪多图快,急于求成。1956年初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12年完成的任务,有些地区和部门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提出要在三、五年,甚至二、三年内实现。在制定1956年度农业生产计划时,指标一加再加。粮食,1955年9月确定的指标仅比上年增长1.7%,12月则改为增长9.1%。棉花,1955年9月定的指标比上年减少1.3%,12月定的指标则比上年陡增为16.9%,1956年5月又升为18%。此外,在双轮双铧犁的制造和推广上,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农村还过早过急地兴建许多非生产性的设施,造成严重浪费。

周恩来和陈云及时发现了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的倾向,他们以对革命事业、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运用他们卓越的才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采取果断而稳妥的措施,有效地纠正了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倾向。1956年2月周恩来在不同的会议上反复强调:“各部门订计划,不管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他根据年初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过高的计划数字,要求计委和财政部压一压。接着,由李先念主持计委和财政部召开会议,研究1956年度计划指标问题,提出各项指标一律降低6%至5%的建议。随后,周恩来亲自主持多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研究压缩指标和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重点抓住基本建设的投资和项目、生产双轮双铧犁的指标、物资供应等问题。6月间,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半年来由于冒进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经济工作中冒进的情况,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的意见。据此,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基本建设应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1956年6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要求坚决削减收入和支出都订得过高的国家预算,一律按5%削减。他还指出: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应该反对。即将召开的一届三次人代会上要在两条战线开展斗争,要求参加会议的政府部门负责同志注意这一点。接着,6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根据党中央的意见,国务院在周恩来主持下,向大会提出了几个经济工作的报告。这些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克服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会上,一些部长的发言,具体列举了本部门工作中急躁冒进的种种表现,提出了纠正的措施,代表们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普遍认为,纠正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倾向是当务之急。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国人民重视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这次人大会议的精神,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重要社论,对从思想上提高全党正确认识纠正急躁冒进的偏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的认识,国务院对1956年度的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进行压缩。将原定的工业总产值增长21.7%,减为增长19.7%,粮食由增长9.1%,减为8.4%,棉花由增长18%,减为17.1%,基本建设投资由180亿元压缩为140亿元。经过上述一系列工作,急躁冒进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得到了纠正,没有让它盲目发展,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这次反冒进的经验,直接指导了调整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这一年经济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实行粮食、纱布和食油的统购统销是贯彻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效地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又推动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党在经济战线上继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之后第二次大的“战役”。    

建国后,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所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连续三年获得丰收,粮食生产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我国粮食贸易由解放前的大量进口,转变为停止进口并可以少量出口,同时保持了国内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

1953年开始,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面临许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困难是粮食问题。

当时粮食困难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必然出现我国城镇人口大幅度增加,1950年城镇人口6169万人,1953年达到7826万人,短短3年,增加1657万人。因而,对商品粮的需求量猛增。还要看到,农民改善生活,用粮也多了,商品粮的数量便减少了。当时,存在着粮食自由市场和粮食投机商人,有很大部分的粮食掌握在私商手中,他们乘机捣乱,粮食市场处于无计划状态。国家收购粮食计划难以完成,国家掌握粮食的主动权还很有限度,粮食购销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粮食收少卖多的情况到了1952年11月以后明显地表现出来。据统计,1952年国家征购粮食共665亿多斤,扣除返舷重的不平衡。粮食收少卖多的情况到了1952年11月以后明显地表现出来。据统计,1952年国家征购粮食共665亿多斤,扣除返销部分,只有536亿斤,远远不能满足城镇人口和工业用粮的需要。按当时的情况来看,国家担负供应粮食的任务,每年必须掌握有700亿斤商品粮,才能有效地控制粮食市场,满足人民生活和工业建设的需要。粮食购销差额如此之大,必然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不少地方已开始发生混乱,特别是受灾地区和粮食脱销的城镇,粮食投机商肆意抢购和抬价,这些情况说明了粮食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粮食购销之间的严重不平衡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国家大规模建设同落后的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国营经济领导同农民自发势力与资产阶级反限制的立场之间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如果不从根本上找出解决办法,那么从粮食问题开始,不可避免出现混乱的局面,以至牵动全面的物价波动,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保持粮食购销平衡,保障市场和物价的稳定,保证对城市人民的供应和支援工业建设。因此,陈云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解决粮食问题的8种方案,逐个加以比较、权衡利弊得失,最后下很大决心向中央提出建议:一定要采取彻底的办法解决问题,即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对城镇消费者实行粮食配售。一句话,就是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一重大决策,立即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并获得毛泽东的赞许。接着,1953年10月召开了全国粮食会议,陈云在会上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报告。他尖锐指出:“现在,全国粮食问题很严重,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还要更加严重。”他还形象地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被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他深刻地指出:“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他具体地列举了解决粮食问题的8种办法:又征又配。只征不配。只配不征。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说明利弊之后肯定地说:“上面这些办法,看来只能实行第一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在报告中,陈云还提出了关于征购的时间、数量和办法,关于在城市定量配给的问题,关于严格管制私商,关于调整内部关系问题等方面的具体意见。随后,在1952年10月16日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并迅速发至城市区委和县委,登在党刊,要求全党认真执行。

党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是做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决议》明确指出:“粮食问题不是采取枝节的办法所能解决的,而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成为全党当前极端迫切的任务。”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决议》规定必须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如下的措施:(1)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的政策;(2)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政策,亦即是实行适量的粮食定量配售的政策;(3)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实行严格的管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的政策;(4)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上述四项政策是互相关联的,缺一不可。《决议》还说明,“实行上述政策,不但在现在的条件下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门。”

接着,同年11月22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向全国人民宣布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及具体办法。《命令》规定:农民除了缴纳公粮外,凡余粮户(缺粮户和不余不缺粮户不在内)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合理价格将一定数量的余粮卖给国家,不许私营粮商再向农民买粮食;国家按时卖给城市居民和农村缺食户所必需的粮食,不准任何人囤积居奇,不准奸商投机倒把,剥削人民。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1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国家开始对油料和食用油实行计划收购,并在城市、工矿实行食油计划供应。1954年9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国家对棉花和棉布也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

为了做好粮食、棉花、油料等统购统销工作,从1953年冬开始,各地抽调大批得力的干部到农村去,在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做好统购统销工作。首先,向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讲明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重大意义,激发广大群众干部的爱国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具体说明实行统购统销的各项规定和办法,解答群众各种疑问。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广大农村出现了一个售粮热潮,广大农民把成千上万斤粮食卖给国家,作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爱国的光荣行动。

毛泽东说过:“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充满着复杂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制造混乱,散布谣言,扰乱市场,甚至煽动群众制造闹粮骚动事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粮食统购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不愿将余粮卖给国家。党和人民政府坚决执行统购统销政策,运用政权力量和法律手段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加强宣传统购统销政策,使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粮食、棉花、纱布、油料等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很快便在全国普遍实行了。这是建国初期,我们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在商品流通领域不能不实行必要的垄断,否则不能集中资金,不能限制当时城乡的资本主义,不能保证对城市人口的供应,不能稳定货币,不能稳定市场。所以,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有它历史的、必要的、有益的作用。因此,把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称为建国以后经济领域第二次大“战役”,也可以说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重要方面的胜利。

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以后,粮食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由于农民几千年来养成了自由支配粮食的习惯,还不适应于统购统销的办法;又由于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小私有者的心理和我们工作上的缺点,从中造谣煽动;加上我们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子,在部分发生水、旱灾而减产的地区于1954年多收购粮食70亿斤。粮食供应中,在一些地区发生供应量偏多或偏少的现象,管理松懈,造成浪费,例如在1955年3、4月份粮食销售量不正常的增长,3月份销售93亿斤,4月份销售96亿斤。对农村多购粮食,对城镇多销粮,一时间,“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不少地方出现杀猪、宰牛,生产情绪不高等严重情况。

为此,1955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向各地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中强调:“必须再度指出,粮食的紧张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而发展生产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定环节。”“必须认识,粮食的购销是具体表现工人阶级同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到既取得粮食,又能巩固工农联盟,既照顾国家的需要,又照顾农民的可能。”“因此国家对于粮食的统购数字和统销数字的规定,必须切合实际;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简称“三定”)这样,使农民心中有数,情绪稳定,才能有利于缓和农村的紧张情况,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统购统销政策才能切实贯彻下去。

“三定”的主要办法是:①规定1955年7月到1956年6月这个粮食年度,连征带购粮食总额为865亿斤,三年不变。②要求各地方政府对粮食产量必须估计确实,定产不准超过实际产量;按照各地现有的消费水平规定留粮标准,留粮必须留够,不购买农民全部余粮,使农民在国家统购以后,还能掌握一定数量的余粮;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的现象。③把农村的余粮户、自给户、缺粮户划分清楚。允许自给户、缺粮户将卖出的周转粮,照数买回去。这些周转粮,以后将从统购统销的总数扣除,不列入统购统销的数字以内。④改善购粮证和粮票的管理制度,消灭舞弊行为,改善粮食的储运工作,减少损耗。⑤在城市中采取必要的严格措施,切实整顿粮食的统销工作,反对浪费,压缩一切不应销的粮食。同时,必须保证城市居民必需的粮食消费。

“三定”的办法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有了“三定”,群众觉得心中有底了,能够更好地筹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的安排。有的农民说:“三定是四定。有了定产、定购、定销这三项办法,人心也就定下来。”“三定”办法促进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是统购统销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1955年4月28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随即,各省市派出了几十万千部到农村、城镇整顿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再次宣传政策,做好落实“三定”办法的各项工作。对于要求供应粮食的农户进行评议,把不定供应,或可减少供应的数字削减下来,可以迟供应的则推迟,同时保证缺粮户必要的供应。经过这样的整顿以后,销量迅速恢复正常,“缺粮”的叫喊声显著减少。全国销粮,历年来销粮最多的5月份只销了84亿斤,比4月份少销了12亿斤,6月份再降为64亿斤,比5月份少销20亿斤。这样既保证了粮食的合理供应,又使粮食销售指标不被突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粮食、棉花、纱布、油料等统购统销工作。

从建国初期开始实行的对粮食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的政策,是在农业落后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的一项必要的措施。也是对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很大的促进,大大限制了资本主义投机倒把的活动。这些积极作用必须加以肯定。但是,由于这项政策实行的时间过长,过分地限制了市场调节,不利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归根到底,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发展。现在,中央决定逐步改革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这是历史的必然。

(四)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任务之一。我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胜利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推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1.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小农经济大量存在的情况下,要建成社会主义,不但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且必须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曾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列宁明确肯定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合作制已经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千百万农民都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从个体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形式,列宁制定了合作社计划,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苏联胜利地实现了列宁的合作社计划,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实践,证明了合作化是小农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我们党和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改造小农经济的理论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农业合作化道路。这就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实行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的阶级路线,通过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逐步过渡的形式,积极而稳步地实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

早在全国解放前,在各革命根据地和各解放区,我党领导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活动,建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农业互助合作有了新的发展。1950年参加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农户占总农户的10.7%,1951年发展到19.2%。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对农业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步骤和方法作出了正确的规定。这是建国后我党指导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第一个重要文献。中央要求在一切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试行这个决议,并请各级党委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在这个决议所规定的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下,互助合作运动的步伐加快了。1952年底,参加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农户占总农户的39.7%,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国有3800多个,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0.1%。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大大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1952年1月至4月,由3600多个初级社发展到14000多个,4个月内增加3倍多。一下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个别试办都转入普遍试办的阶段。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加倍地增长,而农业生产互助组基本没有发展。这一年,初级社的迅速发展,总的来说是有成绩的,大多数的社是办得好的。但是,必须看到,这样迅速的发展也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正如195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所指出的:“这种急躁冒进倾向的具体表现,在新区和互助运动基础较差的地区主要是:打击单干农民,强迫编组,满足于形式主义的做法。有的地方的工作干部在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以后,不在农民群众中充分地进行保护农民所有制的政策宣传,解除农民‘怕归公’的思想顾虑,安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而是盲目要求大量发展互助组,把土地改革的思想和做法搬到互助合作运动中来,在互助组内强调满足贫雇农利益,因而侵犯了中农利益,损害了新区农村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老区和组织起来的面较广的地区,左倾冒进的倾向主要是:轻视初级互助组,提倡土地耕畜农具公有制,盲目追求高级形式,违反中央所指示的有控制地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而贪多贪大;在组内社内经营管理方法上标新立异,越复杂越好,越‘社会化’越好;在入社的土地牲畜农具的报酬问题上,忽视目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特点,而侵犯农民的私有财产,侵犯中农利益,不根据群众的经验水平与生产发展的程度和需要,盲目要求增加社会主义因素,过多过急地扩大公积金和公共财产,有的甚至采取共同消费的制度等等。”中央高度重视上述问题,并在当时发出的文件中,反复强调,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损害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后也破坏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本身。随即,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及时纠正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的倾向。首先,中央在1953年3月8日发出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央现在考虑将互助合作的发展计划,五年之内,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控制在农村总户数的80%左右,新区控制在70%左右。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老区平均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45%左右;新区平均控制在12%左右;常年组新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30%左右。”这样,对贪多求快的冒进倾向是有效的纠正。其次,中央着眼于提高各级党委和农村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于1953年4月1日编印了《当前农村工作指南》一书,收入了三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5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1953年3月26日)。这三个文件阐明了我党在指导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和农村工作的基本理论、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全国各地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学习,并对照检查农村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冒进倾向,武装了广大农村干部的思想。再次,为切实纠正互助合作运动发展中的急躁冒进倾向,自3月初开始,各地各级党委均组织相当数量的干部,以中央三大文件为依据,结合检查春耕生产,对本地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审查一次,并进行了初步的整顿,凡不具备中央指示规定的五个办社条件即:群众在生产中的需要、互助运动的基础、领导的骨干、群众的积极性、有充分的酝酿等,这样的合作社均已基本上转为互助组,在发展较快的华北地区把已经建立起来的9283个社,对其中7100个社进行检查整顿,有2621个社(内旧社300个,新社2321个)即36%的社,因条件不具备而转为互助组。各地经过这次整顿,及时纠正了盲目冒进的倾向,使互助合作组织不但在数量上有了相当的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经营管理有了很大的改进,生产增长,社员收入增加。这次在纠正盲目冒进倾向的同时,又纠正了一些地区放任自流的偏向,使互助合作运动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应当看到,在纠正盲目冒进倾向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局部地区的整社工作比较粗糙,致使有些合作社不该解散而被解散了;也有某些地方有条件发展的而没有发展。这次整顿工作中,还未能够以高度的重视加强对干部系统的理论和政策教育,结合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因而,对这种“左”的思想影响给合作化运动带来的危害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这就不可避免在后来合作化运动的进程中再次重现。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是我党继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以后又一个重要的文献。决议在充分肯定党所规定的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互助合作的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阐明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和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几项主要工作。决议明确指出,“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是今后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中心。”决议还肯定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在试办阶段已充分地显示出来,建立和办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日益成为我们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这个决议的发表以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广泛宣传、贯彻,使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普遍由发展互助组、试办初级社,转入广泛建立初级社的阶段,建立初级社的发展趋势相当迅速,到1954年3月,初级社由1952年底的14000多个发展到70000个,比原定计划35000个增长1倍;到1954年6月,由70000个发展到90000个,到同年11月达到12万个。1954年10月中央决定,1955年春耕前初级社要增加到60万个,到1955年1月便有48万个,同年4月达到67万个。参加的农户约1700万,占全国总农户的14.2%。初级社的大量建立是有成绩的,绝大多数的社是增产的,运动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不可忽视这样过急过猛的发展,又一次重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有些地区一哄而起,单纯的盲目追求多办社,办大社;违反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强迫命令的做法,侵犯中农的利益。加上当时粮食统购多了70亿斤,一时间,农村各种关系相当紧张,一些地区出现农民退社、大量宰杀牲畜、砍伐树木、变卖农具等严重现象。党中央在1955年1月至3月间,连续发出了几个重要的指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业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的下达,对于缓和当时农村的紧张关系,安定人心,纠正互助合作、统购统销工作中一些偏向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同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停、缩、发”三字方针,要求对不同地区的合作化运动,分别采取停止发展、实行收缩、适当发展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必要的适时的,到同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15省市书记会议上再次正式提出来。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农村工作部重点帮助解决个别省份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多过猛的问题。当时浙江省合作社的发展特别迅速,由1954年的38000多个初级社,到1955年初达到55000多个,增加了15倍。这样迅猛的发展,还加上统购粮食过多,造成了农村紧张的状态,工作十分被动。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在1955年3月25日,给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出《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的电报。“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进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随即派出杜润生、袁成隆到浙江落实。4月11,日杜、袁根据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向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央二办写了《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如实反映了情况,并建议“需要实行一个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浙江省委接受了这一方针,从4月开始收缩,到6月下旬,已由53000多个社退到38000多个社。同年4月21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今后农业合作化总的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发展过大的要收缩。会后,各地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和巩固的工作。在河北、山东等省作了收缩,全国共收缩了2万多个社。全国合作化运动重点放在整顿和巩固。整社的重要内容,是正确处理社内的重要经济问题,如处理耕畜作价、喂养和使用问题,农具的入社和管理使用问题,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比例问题。整顿的效果是好的,使农村的紧张局面转向缓和,已建立起来的65万个合作社大部分得到巩固,这些合作社80%增产。继续把互助组办好,注意照顾个体农民,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应该承认,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社,既照顾到当时农民的觉悟程度,又考虑了农民对土地和一部分私有大牲畜、农具的所有权;同时,又逐渐增加了集体所有制的公共财产,因而它表现出比个体经济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初级社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

1955年7月,党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深刻地阐明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步骤和方法;报告还论述了社会制度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要同技术方面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结合在一起,决不可以分割开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在中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器。报告重申了自愿互利、逐步推广的原则,还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上述这些论述、原则和方针是正确的、可行的。但是,这个报告和同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不公正的批评,大大助长了已经存在党内的“左”倾思想观点的发展,这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后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55年10月17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这样,极大地加快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到1955年底,全国参加初级社的农户达到1688.1万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14.2%,比1954年参加初级社的农户228.5万户,增加6.4倍。到1956年1月,初级社由1955年底的63.3万个发展为139.4万个,连同13.6万个高级社,共153万个,入社农户达9555万,占农户总数的80.3%。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合作化。从此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转入以建立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任务。这种高级社,如果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基础上,还是可以办好的。但是,在我国高级合作化发展异常迅速,到1956年底在全国基本实现了。1950年到1951年全国只有一个高级社,1952年有10个,1953年有15个,1954年有200个,1955年有500个,到1956年建立了54.4万个,入社农户由1955年的40000户(占全国总农户的0.03%)猛增为1.0742亿户(占全国农户的87.8%,增加了2600多倍)。这很难说是正常健康的发展。

总的来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对个体农业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消灭了农村的富农经济,改善了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避免了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保证了城乡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支援了工业建设,农业生产逐步有所增长,有利于进行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缺点和偏差,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农业合作化,开始几年是比较慎重的,步骤比较稳当。但是1955年夏季以后,特别是1956年要求太急,发展过快。原来估计,到1958年春季,农村人口的一半将加入初级社;1960年,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1960年以后,再逐步分批分期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大约需要18年左右。然而,实际上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3年正式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算起,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有82%的农户是最后一年加入合作社的。由此可见,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简单粗糙的现象,这样的做法,既不符合党规定的自愿互利原则,也不符合党坚持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发展的方针。因此,要想建立起来的合作社都能巩固地办得好是不可能的,相反,长时间内遗留了一些问题。就在1956年底到1957年初,出现了一些群众要求退社甚至闹社的事件,绝对不是偶然的。1957年,我们党十分重视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整顿工作。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新生的农业合作社初步得到巩固。但是,这个整顿和巩固工作没有坚持下去,更没有保留一个相当长的稳定时期,让合作社在加强自身建设和发展集体经济方面打好基础,而是在一片胜利声中,不停顿地把农村合作事业推向脱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更高的阶段。1958年又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合作化运动遗留的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而且更加复杂化严重化。

2.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实现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发展大工业的同时,对手工业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手工业经济同农业个体经济一样,都是分散经营、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的小生产。个体手工业者一方面是劳动者,同时又是私有者。如果不对他们进行改造,既不能适合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要求,还有可能向资本主义发展。因此,引导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是我们党的基本方针。

解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扶持手工业生产发展。引导手工业者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重点试办、典型示范,发展了一批手工业的供销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从1949年到1952年,手工业合作社(组)员从88000人发展到22.8万人。到1952年已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3280个。1953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于1953年11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这次会议上,朱德作了《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讲话。会议正确分析了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必须走合作化道路来实现国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总结了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组织形式和初步经验,提出了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计划。会议明确提出,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方针上,应当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在组织形式上,应当是由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方法上,应当是从供销人手,实行生产改造;在步骤上,应当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会议强调,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目前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既要反对要求过高过急,贪大贪多,盲目发展,也反对放任自流,停步不前。要培养典型,做好榜样,推动广大手工业劳动者自觉自愿地走合作化的道路。195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合作总社党组《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并作了指示。指示肯定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是好的,责成各地切实办好现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取得经验,作为广泛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必要准备。强调全党在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重视发展轻工业、地方工业和手工业,以补充国营大工业生产的不足,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中央还责成省以上的党委指定一定的工作部门负责领导手工业的工作,地、市委也要指定专人或一定的机构负责领导。各级人民政府要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具体领导这方面的工作。从1953年到1954年,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取得较大的进展。1952年底,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4629个;从业人员27.1万人,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的3.5%;产值4.86亿元,占全国手工业总产值的5.3%。1954年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1741个;从业人员发展到59.6万人,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的6.7%;总产值8.56亿元,占全国手工业总产值的8.2%。

1954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由于各级管理机构很多尚未建立、或开始建立尚不健全,也无经验,对于手工业合作化的工作注意较多,而对于手工业和外部的联系及其内部的联系考虑较少,因而,迫切需要解决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这样,有利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为此,在1954年12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德作了重要讲话,提出要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办好。陈云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会议总结了1954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确定了1955年的任务,讨论了基层社的社章草案,并成立中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会议确定了1955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把手工业主要行业的基本情况继续摸清楚,分别轻重缓急按行业拟定供、产、销和手工业劳动者的安排计划,以便有准备、有步骤、有目的地进行改造;整顿、巩固和提高现有社(组),每一县(市)分别总结出主要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整顿社的系统的典型经验,为进一步开展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奠定稳固的基础。在上两项工作的基础上,从供销人手,适当地发展新社(组)。这就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方针的具体贯彻。195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手工业管理局、中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并作了指示。指示强调,各地要加强对各种手工业进行全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务必在今明两年内调整清楚,以便于对手工业进行安排和改造。指示要求认真贯彻对手工业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改造方针,逐步克服工业与手工业、手工业H行业之间、手工业组织起来与未组织起来之间及手工业与其他有关行业之间在供产销方面的不协调现象。指示还指出,1955年应当比较普遍深入地对现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一次整顿、巩固和提高的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第四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精神,各地有关部门对手工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手工业联社;加强了对手工业的供产销计划平衡和行业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供产销的不平衡的紧张状况。与此同时,1955年手工业合作化发展比以前加快了。全国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20928个,比上年增加近一倍;从业人员有97,6万人;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的19%;产值13.1亿元,占全国手工业总产值的12.9%。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明显地表现出来,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

1955年12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这次会议拟定在1956年和1957年两年以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从而在今后几年内争取把全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组)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并且逐步进行对手工业的技术改造。要求改变过去零敲碎打的建社方针,而实行全行业改造和分期、分批、分片的方法。1956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并作了指示。指示各地要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随后,各地出现了整个行业和整个地区组织起来的情况,也还出现了越过手工业供销合作社,直接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北京在1月份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天津、南京、武汉、上海等大城市也相继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到2月份,全国有143个大中城市(占全国大中城市的88%)和691个县手工业全部合作化或基本上合作化。到2月底,参加手工业合作化的从业人员达到300万人。同年3月5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他还指出:“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1956年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到年底,全国合作化手工业社(组)达10.443万个,其中手工业生产合作社7.4669万个;合作化手工业从业人员发展到603万多人,占手工业人员91.7%,其中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从业人员484.9万人,占手工业人员的73.6%;合作化手工业产值108.76亿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92.9%,其中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产值109.3亿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86.2%。这样,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与此同时,盐业、渔业、运输业和小商小贩的个体经济,也基本实现了合作化。手工业生产合作化推动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手工业总产值应达到117.7亿元,到1956年就达到了这个指标。手工业合作化为手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和技术革新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手工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改变了手工业的生产关系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经济

42年来,中国人民在*—邓小平—*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指引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实现了*的伟大预言。现在,中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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